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

——裘锡圭先生谈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及文学史研究

江林昌

　　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发表《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学术论断，并举例说：“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史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在此后的《古史新证》里，王国维先生进一步强调地下材料之重要，并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所举列的“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书”，原都是战国时代抄在简册上的书。王国维之后，这种抄在简册或丝帛上的属于战国秦汉时代的简帛古籍，不断有新的发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非王国维时代的学者所能想象。这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为先秦秦汉典籍的整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裘锡圭先生，除致力于甲骨金文研究之外，还长期从事简帛古籍的释读、整理与研究。从八十年代初整理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到九十年代整理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等都倾注了裘先生的心血。同时，裘先生还发表有《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裘先生为出土简帛的整理和相关古籍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裘先生还发表有《神乌傅（赋）初探》、《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等论文，从简帛学角度，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本文试用问答方式简单介绍裘先生关于出土简帛在文献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意义的一些看法。
　　一、出土简帛与古籍整理
　　[笔者]：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历史上简帛书籍的发现，如孔子壁中书与汲冢竹书，曾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由此不难想见，近五十年来战国秦汉简帛书籍的大量出现，必将对有关学科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裘锡圭]：是的，大量简帛古籍的出土，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对古文字学的研究，对学术史的研究，对哲学文化的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而首先产生影响的，则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我们可就此作些说明。
　　1.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
　　在出土的简帛古籍中，佚书多于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其中有很多是很有价值的。
　　有些佚书是某一门类著作中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书。例如：双古堆和居延、敦煌汉简中的《仓颉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字书。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脉书》、《引书》，马王堆帛书中讲经脉、导引、养胎的书和五十二病方等，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医书。与帛书同出的讲房中术的简册，也是这方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算数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算术书。九店楚墓和一些秦汉墓出土的《日书》、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灾异占、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天文杂占和银雀山竹书中的多种占候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占书。马王堆帛书中的相马经、银雀山竹书中的相狗方和70年代所出居延简中的相刀剑方，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相书。
　　有些佚书虽然不见得是同类著作中最早的，但也很重要。例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和《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对于研究所谓“黄老思想”和思、孟五行说，郭店楚简中大量儒家佚书对于研究孟子之前的儒家思想，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性资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部分内容对于研究战国历史，银雀山竹书中的《齐孙子》和《地典》等兵家佚书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思想，也都有重要意义。
　　2.提供了一些目前还有传本的古书的最早本子
　　出土的尚有传本的简帛古籍，都是这些书的最早的本子。虽然不少只是部分篇章的抄本，原为完本的也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是由于年代大大早于传本，仍然非常可贵。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比敦煌卷子里的唐代写本至少早了八百多年，郭店《老子》简又比帛书本早了一百年左右。那些过去只有宋刻本甚至元明刻本的古书，跟简帛本的时代差距就更大了。所以这些简帛古籍在校雠学方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以简帛本校今本，可以发现不少篇章分合和章序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老子》中存在着原来的两章被并成一章的情况，甚至还可能存在三章并成一章的情况。《晏子》中有一章被分成两章的情况，《老子》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帛书本《老子》，《德》篇在前，《道》篇在后，次序与今本相反。
　　以简帛本校今本，还可以发现今本文字的很多衍脱和错误，或为今本的通用字找出本字或常用字。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成绩，为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一个校出脱文的例子。《孙子·计篇》有一句讲地形的话，今本作“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银雀山竹书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除语序有所不同外，简本多了“高下”二字。讲地形不应不提地势的高下，今本显然误脱了这两个字。但是如果没有简本，谁也想不到这一点。
　　3.简帛古籍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时代和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简帛古籍的出土，为一批被人视为伪书的先秦古籍恢复了名誉。
　　在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今传《六韬》（本为《太公》的一部分）、《尉缭子》、《晏子》等书，被很多人认为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本，而是汉以后人的伪作。但是在武帝初期的银雀山墓中却发现了这些书的一些篇章的抄本，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在古代，从一部书的写成到流行，需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已有的学者指出，秦禁《诗》、《书》、百家语，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除。上举这些书如为汉代人所伪作，只能作于惠帝以后武帝以前这五十年时间里。这一时期伪造的书，不大可能到武帝初就流行，所以上举这些书应该都是先秦著作。
　　《曷鸟冠子》过去也被视为伪书。此书的简帛本尚未发现，但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不见于他书而与《曷鸟冠子》相合的文句。从《曷鸟冠子》的内容看，此书应是战国末年作品。
　　在古书的流传方面，从简帛古籍也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在秦墓发现的简册里，可以称之为古书的，只有法律、占卜书和少量像是官吏的识字和修身课本的东西。儒家经典、诸子著作等一概不见。这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禁《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的规定完全相合。
　　前人早已指出，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既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弟子、后学增益的内容。出土简帛古籍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实例。《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子》八十二篇。今本只有主要的十三篇，其他各篇皆已亡佚。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除十三篇外，还有一些佚篇，其中有解释十三篇中的内容的，也有记孙子事迹、言论的，显然为弟子、后学所增。
　　二、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笔者]：《汉书·艺文志》专列“诗赋”一类，这属于文学范畴。建国以来出土的简帛书，也有属于“诗赋”的内容，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佚赋残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诗经》与《楚辞》残简，1993年江苏连云港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竹简等。此外，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里出土的竹简中，有一则记述了一个名丹的人死而复活的故事，李学勤先生考证，当是我国最早期的志怪小说。在1979年发现的敦煌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对此，裘先生专门发表了《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重要论文，从文学史角度，对这则资料作了新的研究。是否可以这样说，由于简帛佚籍的不断被发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带来了新气象?
　　[裘锡圭]：是的。出土简帛中的文学作品，在体裁流变、题材取舍等方面，都为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弥补了一些缺环。《韩朋赋》残简和《神乌傅（赋）》竹简的发现，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
　　《神乌傅（赋）》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创作于西汉时代（大约在西汉后期）的佚赋。它的篇幅虽然比不上那些字数以千计的大赋，但是也不能算短。如果把残去的字也算在里面，全赋约660字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在现存的汉赋里连一篇同类的作品也找不出来。赋中讲述了一个完整的鸟的故事，说一对乌鸦营巢时，有一只“盗鸟”窃取其筑巢材料，雌乌发现后，追逐盗鸟，与之论理。盗鸟不服，终于相斗。雌乌受了重伤，临死与雄乌诀别，要雄乌“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为了不拖累雄乌，自投“污则（厕?）”而死，雄乌极其悲哀，“遂弃故处，高翔而去”。
　　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以讲述故事为特色的所谓俗赋当中年代最早的一篇。而且即使放在诗、赋之类作品的较大范围中来看，仍然可能是讲述完整故事的最早一例。《孔雀东南飞》在讲述故事的技巧上当然大大超过此赋，但是其著作时代在东汉末或汉亡之后不久，晚于此赋已达200年以上。由此可见此赋在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笔者]：我们曾在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里见过有关韩朋的故事，后来又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唐代的《韩朋赋》，至于汉简里的韩朋资料，则在您论文发表之前，还不曾知道。请您就此给大家作些介绍。
　　[裘锡圭]：好的。1979年在敦煌西北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了韩朋夫妇的故事残简。现将此简的释文按通行字录下（原简见《敦煌汉简》496A，上册图版伍贰）
　　□□书，而召韩朋问之。韩朋对曰：□□□□□
　　“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
　　马圈湾所出汉简中的纪年简，最早的是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简，最晚的是新莽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公元22年）简。韩朋故事残简的抄写时代，大概不会超出西汉后期和新朝的范围。也就是说，它的时代比敦煌的《韩朋赋》至少早六百年左右，比生活在东西晋之交的干宝的《搜神记》至少早三百年左右。由此可见这枚残简在古代文学史的的价值。
　　从《神乌傅（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以汉代传下来的民产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传说的汉简呢！

(10月10日7版)

——裘锡圭先生谈出土简帛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及文学史研究

江林昌

　　在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发表《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提出了“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的学术论断，并举例说：“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史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在此后的《古史新证》里，王国维先生进一步强调地下材料之重要，并因此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所举列的“孔子壁中书”和“汲冢竹书”，原都是战国时代抄在简册上的书。王国维之后，这种抄在简册或丝帛上的属于战国秦汉时代的简帛古籍，不断有新的发现，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非王国维时代的学者所能想象。这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学术视野，为先秦秦汉典籍的整理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著名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裘锡圭先生，除致力于甲骨金文研究之外，还长期从事简帛古籍的释读、整理与研究。从八十年代初整理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到九十年代整理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等都倾注了裘先生的心血。同时，裘先生还发表有《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等一系列重要论文。裘先生为出土简帛的整理和相关古籍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此外，裘先生还发表有《神乌傅（赋）初探》、《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等论文，从简帛学角度，为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问题。本文试用问答方式简单介绍裘先生关于出土简帛在文献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意义的一些看法。
　　一、出土简帛与古籍整理
　　[笔者]：如王国维先生所说，历史上简帛书籍的发现，如孔子壁中书与汲冢竹书，曾对中国学术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由此不难想见，近五十年来战国秦汉简帛书籍的大量出现，必将对有关学科的发展起促进作用。
　　[裘锡圭]：是的，大量简帛古籍的出土，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对古文字学的研究，对学术史的研究，对哲学文化的研究，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而首先产生影响的，则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我们可就此作些说明。
　　1.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
　　在出土的简帛古籍中，佚书多于目前尚有传本的古书，其中有很多是很有价值的。
　　有些佚书是某一门类著作中目前所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书。例如：双古堆和居延、敦煌汉简中的《仓颉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字书。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脉书》、《引书》，马王堆帛书中讲经脉、导引、养胎的书和五十二病方等，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医书。与帛书同出的讲房中术的简册，也是这方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书。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算数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算术书。九店楚墓和一些秦汉墓出土的《日书》、王家台秦墓出土的灾异占、马王堆帛书中的五星占、天文杂占和银雀山竹书中的多种占候书，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占书。马王堆帛书中的相马经、银雀山竹书中的相狗方和70年代所出居延简中的相刀剑方，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批相书。
　　有些佚书虽然不见得是同类著作中最早的，但也很重要。例如：马王堆帛书中的《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和《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对于研究所谓“黄老思想”和思、孟五行说，郭店楚简中大量儒家佚书对于研究孟子之前的儒家思想，都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性资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部分内容对于研究战国历史，银雀山竹书中的《齐孙子》和《地典》等兵家佚书对于研究古代军事思想，也都有重要意义。
　　2.提供了一些目前还有传本的古书的最早本子
　　出土的尚有传本的简帛古籍，都是这些书的最早的本子。虽然不少只是部分篇章的抄本，原为完本的也大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是由于年代大大早于传本，仍然非常可贵。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比敦煌卷子里的唐代写本至少早了八百多年，郭店《老子》简又比帛书本早了一百年左右。那些过去只有宋刻本甚至元明刻本的古书，跟简帛本的时代差距就更大了。所以这些简帛古籍在校雠学方面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以简帛本校今本，可以发现不少篇章分合和章序变化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老子》中存在着原来的两章被并成一章的情况，甚至还可能存在三章并成一章的情况。《晏子》中有一章被分成两章的情况，《老子》偶尔也有这种情况。帛书本《老子》，《德》篇在前，《道》篇在后，次序与今本相反。
　　以简帛本校今本，还可以发现今本文字的很多衍脱和错误，或为今本的通用字找出本字或常用字。这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成绩，为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一个校出脱文的例子。《孙子·计篇》有一句讲地形的话，今本作“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银雀山竹书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除语序有所不同外，简本多了“高下”二字。讲地形不应不提地势的高下，今本显然误脱了这两个字。但是如果没有简本，谁也想不到这一点。
　　3.简帛古籍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时代和源流等方面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简帛古籍的出土，为一批被人视为伪书的先秦古籍恢复了名誉。
　　在近代疑古思潮兴起以后，今传《六韬》（本为《太公》的一部分）、《尉缭子》、《晏子》等书，被很多人认为不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原本，而是汉以后人的伪作。但是在武帝初期的银雀山墓中却发现了这些书的一些篇章的抄本，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在古代，从一部书的写成到流行，需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已有的学者指出，秦禁《诗》、《书》、百家语，挟书律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除。上举这些书如为汉代人所伪作，只能作于惠帝以后武帝以前这五十年时间里。这一时期伪造的书，不大可能到武帝初就流行，所以上举这些书应该都是先秦著作。
　　《曷鸟冠子》过去也被视为伪书。此书的简帛本尚未发现，但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不见于他书而与《曷鸟冠子》相合的文句。从《曷鸟冠子》的内容看，此书应是战国末年作品。
　　在古书的流传方面，从简帛古籍也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在秦墓发现的简册里，可以称之为古书的，只有法律、占卜书和少量像是官吏的识字和修身课本的东西。儒家经典、诸子著作等一概不见。这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记，秦禁《诗》、《书》、百家语，“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的规定完全相合。
　　前人早已指出，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既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弟子、后学增益的内容。出土简帛古籍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实例。《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子》八十二篇。今本只有主要的十三篇，其他各篇皆已亡佚。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除十三篇外，还有一些佚篇，其中有解释十三篇中的内容的，也有记孙子事迹、言论的，显然为弟子、后学所增。
　　二、出土简帛与文学史研究
　　[笔者]：《汉书·艺文志》专列“诗赋”一类，这属于文学范畴。建国以来出土的简帛书，也有属于“诗赋”的内容，如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佚赋残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的《诗经》与《楚辞》残简，1993年江苏连云港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竹简等。此外，1986年天水放马滩秦墓里出土的竹简中，有一则记述了一个名丹的人死而复活的故事，李学勤先生考证，当是我国最早期的志怪小说。在1979年发现的敦煌汉简里有韩朋夫妇故事的残简，对此，裘先生专门发表了《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复旦学报》1999年第3期）重要论文，从文学史角度，对这则资料作了新的研究。是否可以这样说，由于简帛佚籍的不断被发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带来了新气象?
　　[裘锡圭]：是的。出土简帛中的文学作品，在体裁流变、题材取舍等方面，都为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弥补了一些缺环。《韩朋赋》残简和《神乌傅（赋）》竹简的发现，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具有重要意义。
　　《神乌傅（赋）》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创作于西汉时代（大约在西汉后期）的佚赋。它的篇幅虽然比不上那些字数以千计的大赋，但是也不能算短。如果把残去的字也算在里面，全赋约660字左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具有独特的风格，在现存的汉赋里连一篇同类的作品也找不出来。赋中讲述了一个完整的鸟的故事，说一对乌鸦营巢时，有一只“盗鸟”窃取其筑巢材料，雌乌发现后，追逐盗鸟，与之论理。盗鸟不服，终于相斗。雌乌受了重伤，临死与雄乌诀别，要雄乌“更索贤妇，毋听后母，愁苦孤子”。为了不拖累雄乌，自投“污则（厕?）”而死，雄乌极其悲哀，“遂弃故处，高翔而去”。
　　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以讲述故事为特色的所谓俗赋当中年代最早的一篇。而且即使放在诗、赋之类作品的较大范围中来看，仍然可能是讲述完整故事的最早一例。《孔雀东南飞》在讲述故事的技巧上当然大大超过此赋，但是其著作时代在东汉末或汉亡之后不久，晚于此赋已达200年以上。由此可见此赋在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笔者]：我们曾在晋人干宝的《搜神记》里见过有关韩朋的故事，后来又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唐代的《韩朋赋》，至于汉简里的韩朋资料，则在您论文发表之前，还不曾知道。请您就此给大家作些介绍。
　　[裘锡圭]：好的。1979年在敦煌西北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里发现了韩朋夫妇的故事残简。现将此简的释文按通行字录下（原简见《敦煌汉简》496A，上册图版伍贰）
　　□□书，而召韩朋问之。韩朋对曰：□□□□□
　　“臣取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
　　马圈湾所出汉简中的纪年简，最早的是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简，最晚的是新莽始建国地皇上戊三年（公元22年）简。韩朋故事残简的抄写时代，大概不会超出西汉后期和新朝的范围。也就是说，它的时代比敦煌的《韩朋赋》至少早六百年左右，比生活在东西晋之交的干宝的《搜神记》至少早三百年左右。由此可见这枚残简在古代文学史的的价值。
　　从《神乌傅（赋）》和韩朋故事残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预料的。敦煌俗文学作品中有不少是讲汉代故事的，如《季布骂阵词文》（即《捉季布传文》）、《王陵变》以及讲王昭君的和讲董永的变文等。我怀疑它们大都是有以汉代传下来的民产传说作为底子的。说不定将来还会发现记叙这些民间传说的汉简呢！

(10月10日7版)